一、芳香中药的发现(远古时期)

芳香中药的发现和应用以及芳香中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人类漫长的生产实践活动的过程。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没有学会使用火以前，食物的主要来源是猎取的野兽、鱼、鸟、蚌蛤，以及植物瓜果等。茹毛伙血、腥臊恶臭常常会导致呕吐、腹泻等胃肠疾病。直至火被使用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火不仅有御寒、防御野兽等作用，还能使生食去掉恶臭，易于消化，减少胃肠疾病。其后人们对腥臊恶臭引起疾病的认识则更为深刻，如《论语·乡党》中就有“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的记载。与此同时，人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发现，某些具有令人愉悦气味的“香味”植物在某些时候可以用来防治疾病，从而形成了早期的芳香药物治疗法。这就是早期芳香药物发现的艰辛过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于芳香药物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芳香药物的使用经验日益丰富。这一时期芳香中药学的知识传承主要是“口耳相传”“师学相承”。

二、芳香中药学的萌芽时期(夏商周时期)

最早出现的芳香药可能是酒。酒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得以进展，至奴隶社会，酒已被广泛应用，并出现了治病的药酒和祭酒。罗振玉在《殷墟书契前编》里说甲骨文上有“鬯其酒”的记载。汉·班固《白虎通义·考黜》:“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面酿之，成为鬯。”可见，“鬯其酒”是指以百草之香而酿.具有芳香气味的药酒。这说明在三千多年以前的商代，我国已开始应用芳香药酒。后世有“酒为百药之长”之说，涌现了许多内服、外用酒剂。酒剂的使用，有助于提高药物的疗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药的发展。

随着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芳香药物知识也由口耳相传发展为文字记载。《诗经》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作品，也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如今天常用的中药“艾”在《诗经》中早有记载,《诗经·采葛》:“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传》曰:“艾所以疗疾。”早在春秋中叶以前(公元前6世纪)，艾已被用来食用、治病或者祭祀。较《诗经》出现稍晚的《山海经》记载了百余种药物，其中芳香药有薰草、杜衡、川芎、蘼芜等，该书更为具体地记述了芳香药的应用，如认为薰草“佩之可以己疠”，杜衡“食之已瘿”等。战国时期屈原《离骚》中记载了44种香草，大多可供药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空前活跃，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医家以朴素的、唯物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总结前人的医学成就。基于香使人愉悦，腥臊恶臭导致疾病的基本认识，人们认为芳香药物在阴阳属性上属于阳，日常佩戴蕙、兰等香味植物可辅助自身正气;或借助火之阳，焚烧香物，抵抗时疫，然这一期虽有芳香药物之用，而无芳香药物之名。芳香药物之名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增多而逐渐形成的。

三、芳香中药学的形成时期(秦汉时期)

1972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记载了数种芳香药物，如兰，青蒿、艾叶、桂、菌桂、辛夷，蜀椒、厚朴等。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两个薰囊，内装药物。在箱中发现四个薰囊、六个绢袋、一个绣花枕和两个熏炉,也装有药物。据鉴定，这些药物为辛夷、桂、花椒、茅香、佩兰、高良姜、藁本、酸枣核等，其中绝大多数为芳香药，这些香药千年不腐，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其本身就是最好的防腐剂。

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全书载药365味，芳香药占10%左右。其中有不少迄今最为常用的药物，如木香、麝香、川芎、菖蒲、兰草、桂、厚朴、山茱萸、当归等。该书第一次较详细叙述了这些药物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辨证用药原则、服药方法，并简要介绍了其产地、采集、加工、贮存、真伪鉴别等。反映了这一时期芳香中药由零星记录向专门化记录过渡。

四、芳香中药学的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西汉时期，由于临床应用广泛以及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使用的芳香中药品种更加丰富。据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武帝时，西域月氏国进贡三枚“返魂香”“值长安大疫，西使请烧-枚辟之，宫中病者闻之即起，香闻百里，数目不歇疫死未三日者、熏之皆活”。此描述对芳香药的功效难免有所夸大，但说明当时用芳香药防治疫病已为人们熟知。

“返魂香”属于后世所说的“香药”，但香药之名，在秦汉未打通两广以前尚无宋代《香品举要》指出:“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然秦汉以前未闻,惟称惠、兰、椒、桂而已。至汉武奢广，尚书郎奏事者，始含鸡舌香，其他皆未闻:适晋武帝时，外国贡异香始此;隋，除夜火山烧沉香甲煎不计数，海南诸品毕至矣;唐明皇君臣多有沉檀脑麝为亭阁，何多也。”可见，晋代开始出现外来香药的批量输入。

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以及南朝与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西域和南海诸国的香药如檀香、迷迭香、苏合香、龙脑香、乳香、沉香等涌进中土。起初外来香药并非主要用于防病治病，而是为上层统治阶级用作享乐的消耗品，多用来薰香、佩香、浴香等。

这一时期，芳香中药学的发展体现在医药学家将外来香药应用于临床，发现发展其药用价值，吸收其精华纳人中药学宝库。代表著作为南朝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陶氏认为《神农本草经》自“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等问题，于是给予整理、作注。又从《名医别录》中选取365种药与《神农本草经》合编，用红、黑二色分别写《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的内容，名之为《本草经集注》。本书原书已佚，现仅存有敦煌石室所藏的残本。但原书中的主要内容，还可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之中查见。该书共7卷，载药730种，分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7类。陶氏在《本草经集注》补充了香葡、薰草、艾叶、高良姜、藿香詹糖香、枫香等芳香药物，还收载了豆蔻、沉香、薰陆香、鸡舌香、苏合香等外来香药，对芳香中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五、芳香中药学的兴盛时期(隋唐五代时期)

我国南北统一，经济、文化日渐繁荣，交通发达、贸易增加，使医药学术得以迅速发展。同时，应用药品的范围逐渐扩大，芳香药的品种也不断增多。由于南北朝时期用药习惯和见解存在偏颇，唐朝政府决定重修本草。公元659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全书54卷，由本草、药图和图经三部分组成，本草部分是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而成。收载药物844种，其中新增药物114种，分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食及有名未用九类。在编写体例上基本保持了《本草经集注》的风格、在编写内容上更科学严谨，做到“(神农本草经)虽阙，有验必书;(名医别录》虽存，无稽必正”。药图是在“普颁天下、营求药物”，进行全国大规模药物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实物标本绘制而成的图谱;图经是对药图的文字说明。该书不仅新收载了芳香药，而且把苏合香(出西城及昆仑)、阿魏(出西蕃及昆仑)、安息香(出西戌)龙脑香(出婆律国)胡椒(出西戎、摩伽国)等外来香药正式收人国家药典，并详述其药性、功用。如“安息香、味辛苦，平，无毒。主心腹恶气鬼疟”“胡椒，味辛，大温，无毒。主下气，温中，去痰、除脏腑中风冷”等。还纠正了陶弘景把苏合香误以为是狮子屎的错误观点。可见，此时外来香药已和中药药性理论融合，提升了药性认识。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珣《海药本草》一书。李氏祖籍波斯，其家以经营香药为业，故著有《海药本草》一书。《海药本草》全书共六卷，现存佚文中载药124种，其中大多数药物是从海外传人或从海外移植到中国南方，而且香药记载较多,在国外药物知识输人和补遗中国本草方面作出了贡献。本书对药物的气味和主治也有许多新的发现，同时修正了过去本草书中的一些错误。如草犀一药，陈藏器说:"煮者服之，能解诸毒。”而李珣则说:“研烧服之，受毒临死者亦得活。”再如迷迭香，陈藏器说它“性温无毒”，李珣则纠正说“性平不温”。另外，该书对药物的相恶，相使等作用也有新的阐发，如补骨脂恶甘草，延胡索与三棱、大黄为使甚良等。该书为我国第一部海药专著，总结了唐末五代时南方及海外药物，并有许多不见于唐本草的新增药，对于研究本草学甚有价值。

六、芳香成药的广泛应用(宋元时期)

至宋代，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更为发达,中外之间的医药交流也出现空前的高潮，其中我国与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医药交流尤为突出，大批的芳香药输人我国。随着外来香药的大批输人和国内新的芳香药不断发现，芳香药品种日渐增多，经过医药学家们的长期医疗实践，不仅使外来香药与我国药性理论完全融合，而且使芳香药在本草学中的地位变得目益重要。中唐以前,虽然已有不少香药进口，并被著录于本草书籍，但真正用于临床的为数不多，如(备急千金要方)共收载5300个方前，其中应用外来香药的方剂只有59个，仅占全部方剂的1.1%，自8世记后、芳香药的应用有了较快的发展，至南宋末年而臻其极，单用外来香药命名的方剂就达上百首之多。宋初所撰的《太平圣惠方》使用外来芳香药治病，虽较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来得普遍，但比起宋徽宗时修撰的《圣济总录》已远觉不及。然而到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又名《和剂局方》)的形成时代,《圣济总录》又瞠手其后。有人统计《和剂局方)所载788个方剂中，应用外来香药的方剂有275个，约占全部方剂的35%。其以外来香药命名的方剂就达55个，占了全部方剂的7%。诸如乌犀丸、龙脑芎犀丸、合香丸、安息香丸、胡椒理中丸、木香槟榔丸等等芳香药的大量应用，丰富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创制的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开窍镇惊方剂多由芳香药组成，使神昏痉厥的危重病人得以有方施治，并为后世医家治疗危重病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又如基于“芳香之气助脾胃”的认识，将豆蔻、木香、沉香、乳香、香附、甘松香、蛋香、砂仁、白术等芳香药广泛应用于脾胃虚弱、中焦气滞的病证,取得很好的疗效，在《开宝重本草》(本草图经》《日华子本草)等本草书中记载尤详。此外，如《集验背疽方)的五香连翘汤;《小儿药证直诀》的木香丸、龙脑散、豆蔻散、豆蔻香连丸;(产育宝庆集》的调经散、济危上丹、沉香桃胶散、当归没药丸;(洪氏集验方》的肉豆蔻散、阿魏良姜丸、神应乳香丸、丁香草果散、沉香荜澄茄汤、木香分气丸;(妇人大全良方》的木香枳实丸、抱龙丸、苏合香丸、阿魏膏、当归没药散等等，皆以芳香药为主组成。

由于芳香药的盛行，有些医家在治病时专用芳香药品，也出现滥用现象，如热病、中风使用芳香温燥之品，药过致病导致病情加重或病人死亡。朱肱在《类证活人书》中提到，有些医生好用香药(如木香)、热药(如附子)、凉药(如大黄)的习惯，并指出这是一时风气所趋。如《圣济总录》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就是明显偏重于香药以及热药。由于这种泛用香药之风，形成了局方学派，成为后期中医分派的起点。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时期，医学学术流派兴起，在易水学派、河间学派各名家的著作中，对于芳香中药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对药物和制方的研究，多以《内经》的理论为旨归，而有不少发明创见。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他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深人探讨了各种药物的气味厚薄及升降浮沉的功效，并在《珍珠囊》《医学启源》等书中，做了较详细的记载，如“麻黄苦，为地之阴，阴也，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升上?经曰: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所以麻黄发汗而开上，亦不离乎团之体，故人手太阴也”。正因其在这方面有精深的认识，因此，在对药物进行分类时，其亦以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为原则，将药物分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收、寒沉藏五类，创立了类分药物的新方法，张氏的研究，虽然尚不够完善，但称得上是对药物学的一大贡献，其弟子李东垣、王好古先后对此作过发挥，足见其影响之深。

李东垣重视牌胃，其主要代表作《脾胃论》载方62首，其中运用到芳香中药的占一半多，面在(兰室秘藏》中、涉及内外妇儿各科的疾病治疗中，均有芳香中药的痕迹。河间学派代表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在治疗时注重以芳香药物宣通阳热怫郁。朱丹溪亦香用芳香药物治疗郁证，如通治六郁的越鞠丸。同时还指出滥用香燥药物的危害，如在《局方发挥》中指出香窜药物治病，尚有弊病，如中风一证，若用香药治疗反引风邪人经络,如油入面，不可复出，误人不浅。

上述诸多医家的发挥,推动了芳香中药的临床应用，同时深化了对芳香中药的理论认识。自《神农本草经》归纳“四气”理论后，历代本草学家还无人对“四气”一词提出异议。随着芳香中药品种的增多，北宋寇宗奭在其(本草衍义》中主张将“四气”改为“四性”，认为:“药有酸、咸

、甘、苦、辛五味、寒、热、温、凉四气。今洋之:凡称气者，即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则是药之性。且如熟条中云:“白黑脂性冷，不可言其气冷也，况自有药性。论其四气、则是香、臭、臊、腥.故不可以寒、热,温、凉配之。如蒜、阿魏、鲍鱼、汗袜，则其气臭;鸡、鱼、鸭、蛇，则其气腥;肾、狐狸、白马茎、近隐处、人中白，则其气臊;沉、檀、龙、噼，则其气香，如此则方可以气言之,”虽然寇氏所言难以通行，但从侧面反映出，芳香之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试图以此为基点重构中药药性理论、

元代，朝廷翻译阿拉伯医学家的医著(回回药方)，此书中诸方皆有芳香药用论述。如杂征门中的麝香膏子,就是由麝香、肉豆蔻、草果、丁香、胡椒、荜复沉香、官桂、丁皮、良姜、撒法(即藏红花)及砂糖组成，主治心惊、胸照有冷可见，当时阿拉伯医学非常重视芳香药的应用。由于中医与阿拉伯医学的交融，促进了我国芳香药的广泛应用。

七、芳香中药学的成熟时期(期清时期)

明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医知识不断丰富，需要系统整理总结，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对吉本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总结，编成200多力字的巨著《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收载药物1892种、附药图1000余幅，阚发药物的性味、主治、用药法则、产地、形态、采集、炮制、方剂配伍等，并载附方10000余。书中将植物性芳香药归入草部的芳草类(56种)和香木类(35种)，首次对芳香药作了较为科学的系统归类。不仅数量上较前增多，而且对芳香药的性能、功效、应用作了详细阐述。其后贾九如的《药品化义》将体、色、气、味、形、性、能、力作为辨药八法，其中之气，即指膻、臊、香、腥、臭、雄、和。论述了五气所入，认为“香气入脾”;又论述了五气所能，认为“香能通气，能主散，能醒脾阴，能透心气，能和合五脏”。贾氏在所论162种药物中，每种药物都描述其所属何气。其中具香气的药物有45种，占总数的 27.8%。

至清代，由于温病学派的出现，芳香药在临床应用更加广泛，尤其在湿病中运用。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湿病门载有治湿病案52例，内有47例用到芳香药。而王孟英的《湿热病篇》中，治疗邪在卫表和邪在气分的处方均使用芳香药。此外，芳香药对厥病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屡次用紫雪丹、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治疗神昏痉厥，他认为芳香之品能“化秽浊而利诸窍”“使闭固之邪热温毒深在厥阴之分者，一齐从内透出，而邪秽自消，神明可复也”。

清代以及民国初的一些本草书籍，如《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本草求真》《本草述钩元》《本草正义》等对芳香药的药性均有阐发。

综上，芳香中药的历史渊源久远，并与外来药的输入有密切的联系，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现今临床上更是广泛应用，是中药药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芳香中药药性特点及治疗机制认识的不断加深，芳香药性理论逐步形成。

今天我们说起芳香中药时，往往同“香学”混在一起。香学是以香为媒介和载体来进行文化活动，包括香材、香的制作、品香的方法、香的历史、品香心理学等，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其他内容。它是紧紧围绕沉香这个核心香材展开的文化活动。本书以芳香中药学为名，重点在阐述中药的芳香药性及其作用机理，并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和临床应用进行详细论述，追根溯源，为芳香中药应用提供借鉴。